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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年7月26日(周日)10:00-12:00
主持:杨乐乐 | 制片人
嘉宾:詹姆士·沙姆斯 | 电影编剧、制片人、焦点影业前CEO
主持人:作为李安导演合作时间最长的制片人之一,詹姆士·沙姆斯先生也是一位优秀的编剧、电影公司老板,他还是导演、大学教授。业内也说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传奇人物?现在让我们开启越洋连线,和身在纽约、有12小时时差的詹姆士·沙姆斯展开对话。
詹姆士·沙姆斯:首先我要感谢赌博app组委会,也要感谢到场的观众们,谢谢你们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拨出时间与我们相聚一堂。对我来说,跟各位见面意义重大,即使只能在线上与大家相会也意义非凡,再次感谢。
主持人: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可能是很简单也可能是很复杂的问题:所谓的制片人是怎么样的一个职务?需要做什么?
詹姆士·沙姆斯:刚才你提的问题非常正确,制片人是做什么的?的确这是简单又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一种回答的方法,就是先来说一下,制片人其实对拍电影、写剧本、甚至为剧组成员准备午餐都一无所知。如果有任何制片人假装对这些都懂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很烂的制片人。一个好的制片人一定知道某些人在某些方面比自己知道得多,然后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团队。但是另一方面,制片人又要对每一样事情都稍微懂一点。除了我刚刚说过的拍电影、写剧本、提供午餐之外,他还要知道一点点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说如何融资,如何进行合同谈判,如何通过导演送过来的样片来判断他的构想是否已经落实。然而,请问上海的观众们,你们认识这样一个什么都懂一点的半瓶醋的人吗?你们愿意和他在一起吃饭共渡时光吗?我敢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人脾气一定不好。当年我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做的就是一个剧组的助理,是一个可爱无害的小孩子。人人都可以对我指手划脚,我也没有什么工资好拿。记得有一个星期,我同时要为两个剧组服务。在第一个剧组,那个制片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可以跟剧组各种工种的人打交道,会跟灯光师、摄影师,还有搞器械的人都很讲得来。另外一个电视剧剧组,那个制片人似乎就是站在那里指手划脚,对这个演员指点点评。我觉得他是一个傻瓜,他站在那什么都不干,就在那里评头论足。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个被我认为是傻瓜的制片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招来了懂行的人,所以他不用对各个工种的人进行指挥、告诉他们怎么做。
主持人:你前面讲到了制片人很关键的一点是雇佣对的人,而且各个方面都懂一点。在刚刚起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争取到这些资源,开始为这些项目做制片人的?
詹姆士·沙姆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想进入电影行业做导演或者制片人,经常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总是努力地想结识或者是把自己推荐给行业的大佬。像我这样已经稍微有点口碑的人,试图说服这些大佬能够有一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年轻新入行的人不要向上看,而是向左右两边看,看看你身边有哪些人是值得你认识的。你认为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有重要的艺术观点要表达,那你就和这样的人交朋友,自告奋勇地跟他们一起合作。当然这些未来的伟大艺术家们也在成长中,那你就和他们共同学习吧。如果你不要仅仅往上看,而是往左右两边看,你的成功几率会更大。
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很有价值的建议,我自己看到的大部分人总是希望能够结交更多的人、结交更多的资源,而不是像詹姆士·沙姆斯说的那样。
詹姆士·沙姆斯:老实说,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纽约开启职业生涯的时候,就是一个制片助理。白天我在剧组可能给一个大牌摄影师打咖啡,然而可能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我就会请他给我们拍一个低预算、甚至没有预算的独立电影,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一方面是仆人,另外一方面是老板。
主持人:在你刚刚初创公司的时候,你的方法是结交更多的同行的人,那你怎么样发现这些人是值得争取的?怎么发现他们的才能?怎么发现值得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作品?
詹姆士·沙姆斯:刚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我觉得年轻人们最重要的是关注你周围的那些人才或者说你的同事们,而不是关注一些概念、IP,或者是一些知识产权可以改编的理念等等。当然随着我职业生涯的发展,我也在大片厂做过高管,那时候我倒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猜测我们的目标观众喜欢什么。然而在职业生涯初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种资源,而且我也不假装我已经能干到能做这样决策的地步了。我当时更关注的是能不能找到自己信任的人,他们会拥有一些原创的想法,真正原创的想法,需要你去帮助他们呈现出来。我觉得帮助那些有想法的电影人,表达他们的想法,那么观众自然就会过来。所以我刚起步的时候并不是去猜测其他人想要什么,而是找到那些有真正想要表达原创理念的人,帮助他们来表达,然后就会找到愿意倾听的观众,直至今日我还是喜欢这么做。
想象一下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猜你想要什么,早饭想吃什么,上午、下午想做什么,到哪里去,要给你买什么样的衣服才好。理论上来说这个人似乎是一个理想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如果你和这个人住到一起,两到三天你可能就会感觉烦躁无比,为什么?这个人老是在猜测你的心理,让你觉得要抓狂。不管是作为男朋友、女朋友,还是在电影剧组里面做同事、导演、制片人、剧作者,你宁可找到那些有独立观点的人,能够跟你讨论的人。同理心当然很重要,愿意理解你的感受当然很重要,但是独立的观点、能够表达更重要。
主持人:经常有人说制片人跟导演的关系就像一对夫妻,有时候又说像大人对小孩。我想问一下一个健康的、有建设意义的、有益处的制片人跟导演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詹姆士·沙姆斯:在我看来,作为制片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导演实现他的构思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准备好,当然条件是要在预算范围内。各位如果有制片经验就会知道,不管这个电影的预算有多大,到最后都是不够用的。然而作为制片人,你也不能一直跟导演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因为我们没有资源、没有预算、没有时间,而是要给导演另外的一些选项。虽然你不可以一直对导演的要求说“好的好的”,但是你也不能一直说“不”,要学会创造性地给导演一些选择。一个经常跟导演说“不”的制片人,他无法和导演进行可持续的创意上的互动,导演很快就会产生疲劳干不下去。当然我们作为制片人也不能骄傲、以一盖全,自以为这个导演我为他服务过了就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他的优点缺点,我甚至知道他哪些可笑的需求。每个导演对每个电影的需求不同,比如说我和李安导演合作过十部电影,他早期的需求和后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继续满足导演的需求。
主持人:你当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制片人,同时是一个很资深、很渊博的电影学者,而且你会写剧本。编剧和制片人,这两个工种好像不太一样,你是如何在这两个工种当中切换?有没有什么秘诀?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的仪式,我开始戴上我的写作帽就要做一个编剧了。
詹姆士·沙姆斯:对的,我在戴上编剧帽之前,的确会有一个秘密的仪式。这是一个秘密我很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但今天为你们破例了:在我做编剧之前,我会吃很多很多的蛋糕。每个人的仪式都会不一样,我这个人在做编剧的时候其实是很糟糕的。我拼命地拖延、不开工,而且我时常忧虑,我一点都不喜欢写作,我宁可阅读。写作和制片当然是不一样的工作,做制片人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是救火队员,而做编剧的时候你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直到有人威胁说要起诉你了,因为你答应别人的还没有交稿。所以这两个工作不一样,各自都有自己的挑战,但是我很幸运,这两者我都做过了。
我另外补充一下,做制片人和做编剧其实这两份工作又有相似的地方,不能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你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其实就是创造120页可以让你去求爷爷告奶奶地找投资的文字。剧本创作是一种非常工具性的写作,跟创作诗歌不一样。创作诗歌写好了就完事了,这个艺术品就形成了。但是写完了剧本之后,你可能要动员几千个人为这个剧本服务,为它干活,筹集到资金才能够拍成电影,才能够有艺术品的存在。
想象一下在赌博app上,最佳剧本奖颁发给了这个电影节上放映的所有电影中最烂的那部电影。一半的观众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走出了电影院,而且一边走一边嘲笑这部电影。可是评委会的想法却不一样,评委们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只是导演导得太烂,演员演得太烂,我们还要把这个最佳剧本奖颁发给他。这个事情会发生吗?我告诉你一百年都不会发生。因为只要导演导得不好,演员演得不好,没有人会夸这个剧本好,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你没法逆向反推看到剧本的优秀。
主持人:虽然你很谦虚地说写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你其实不光用英语写作,用中文写作也写了超过十年,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李安导演的中文剧本,最近你也作为剧本顾问参与了《赌博app》的项目,我想请你分享一下这方面经验。
詹姆士·沙姆斯:在一些国际项目的拍摄过程中,最荒谬但也最奇妙的一个方面就是,你去参与一个项目、为这个项目做贡献的起初,你其实对这个项目一无所知。就好比我来到中国,跟乌尔善导演和他们的团队开始合作的时候,我对《赌博app》真的一无所知,我无法站在睿智的角度给他们一些指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成为他们最好的观众,因为我想学。最好的观众也不一定是最智慧的观众,他有时候也可以是一无所知的观众,一无所知并不意味着愚蠢,一无所知意味着他虽然对这个项目不知道,但是他还是可以享受这个电影的创作,他相信这个电影能成功,而且他可以参与到这个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来,并且可以高高兴兴坐下来,享受电影的美学体验。你们说我这样一个人,能够教乌尔善和他的团队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史诗三部曲,我其实什么也教不了。然而我可以听,听了以后可以回应,希望我的回应能够对剧组的工作有所贡献。这部电影非常令我惊艳,我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它在院线上映,每一次探班这个剧组都是我以前没有过的体验,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有。
主持人:听你的描述,你并不是一上来就急忙地主动分享自己的经验,而是拿自己的经验去跟中国的项目、中国的剧组,跟乌尔善这样的导演去碰撞。
詹姆士·沙姆斯:我也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太谦虚,因为太谦虚听上去就太假了。作为一个编剧,我不能说你应该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我认为你应该做一个积极主动的无知的人。什么叫积极主动的无知?就是一方面你要对这个项目表达出让你惊艳的地方、你喜欢的地方、你感兴趣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你也要大胆表达出这个项目让你困惑的地方。把你自己的情感说出来,这才叫积极主动的一无所知。现在我在全球电影项目的体验,除了中国又拓展到了拉丁美洲,在那里拍西班牙语电影。这些经历告诉我,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不能假装自己什么都懂,但是也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无所知就陷入了被动、不去帮助他们。我知道这么说像一个悖论,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无知,另外一方面要在无知的情况下帮忙,但现在我能想到的理论就是这样。
主持人:当你看到年轻的李安走进你办公室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主动无知的状态?
詹姆士·沙姆斯:我认为是这样的。李安导演和我是很好的朋友。虽然最近他拍摄的几部电影我没有做他的制片人,老实说他已经用不到我了,但是我们三十多年的友情下来,不管作为专业的合作伙伴还是生活中的朋友,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把每一个电影项目都看成是重新上一遍电影学院,因为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带的新的挑战。另外我非常欣赏也感谢他的一点,是李安导演保持年轻的精神气,也能够使他的合作伙伴永远保持年轻。比如他现在进入了新的电影技术的领域,探索未来的电影走向。他在这方面的探索远远走在其他导演的前面。
主持人:你对李安导演最近几年的作品怎么看?有人觉得李安导演对新的科技有了热情,比如高清、3D,但也有人觉得这个热情更像一份执念,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作为三十多年的老搭档,你是怎么看的?
詹姆士·沙姆斯:我希望所有在听这个大师班的观众,都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体验。不是用手机或者是你家的电视机或者是电脑看电影,而是真实地去电影院的体验。也许你那时候才5岁、7岁、9岁,有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之间发出了惊艳声,然后不能自已?我想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吧,否则你们今天也不会坐到这里来。也许整部电影都给你这种“哇”的惊艳感,或者有的电影会在某个时刻给你这种惊艳的“哇”,然后你就爱上了电影这种媒介。李安导演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建树的导演,然而他还在追求,希望能够让他的下一部电影,继续给观众们带来孩提时代第一次看电影时看到的那种惊艳、那种“哇”。我们都希望看下一部电影的时候,能够重新获得童年看电影时纯真的惊艳。李安导演在技术上努力探索,希望给更多的观众带来新鲜的“惊艳感”,在这方面他走在了其他人的前面。
主持人:在2014年柏林电影节上,你是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把最高奖项颁给了一部中国电影《赌博app》。你为什么会把这个最高的殊荣给到中国电影,当时的评审过程是怎么样的?
詹姆士·沙姆斯:为什么把奖项颁给了《赌博app》,这没什么好讲的,决定它得奖太容易了。当年我的确是评委会主席,我当时是要和其他的评委们一起合作来评判把奖项颁给谁,这些评委们都是非常棒的人,我们之间当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不喜欢《赌博app》这个选择。我们觉得这个电影给了我们评委以及广大的观众一些希望,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里面体现了一些年轻的声音,表演也非常地有力度。这个电影的风格或者说形态是一个美式的经典黑色电影,却由中国的电影人来表现,而且非常有原创力,说明这种黑色电影也是有普世性的。
主持人:最后请你评价一下这两年的中国电影产业。前两年我们看到中国电影高速增长,但这两年也显出了一些放缓的痕迹,包括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几年前也问过李安导演相似的话题,你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产业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詹姆士·沙姆斯:首先我要道歉,我不会给你们什么样的建议。中国这个市场太特殊了,跟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所以我只会讲几个我的观察点。中国过去10到20年电影业的发展,是和房地产开发密切相关的,也和人口统计学密切相关。所谓的人口统计学就是人员的流动,就是城乡之间的流动以及城市内部的流动。中国过去10到20年电影业的兴盛就跟新的这种社会集群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大都市越来越多,所以电影业也开始兴旺发达。因此我认为中国电影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城市的未来相联系的,是和生活方式的未来相联系的。我也希望中国同行们能够发挥更多的想象力,把更多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来。
主持人:你提到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影院建设,前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讨论,关于电影院开门、关门这样的话题。中国的电影院关了整整六个月,作为影院包括影院的管理人员,整个行业是不是会受到目前疫情的冲击?观众对视频网站、流媒体的投入会不会影响他们改变观影习惯,由一个取代另外一个?
詹姆士·沙姆斯:毫无疑问,现在对任何有理智的人来说,去电影院都是最后一个选择。美国人就是这样感觉的,最近对美国人做过一份民调,就是相比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比如体育馆和饭馆,美国人对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犹豫程度更高。我们现在正是一个脚踏在了生死关头上,电影放映行业面临着一个灾难,电影院能否活下来还是取决于疫情能够持续多久。如果科学家们能够开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或者疫情自动地消失了,你对你的目标观众说,“嘿,我的电影在当地电影院上映了,可以看电影了”,而你的观众们却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待在家里坐在床上捧着手机、电脑看电影,我没法想象居然还要穿好衣服,走出门去,跟朋友一起看电影,一起喝杯饮料,不,我不去了”。想象一下,刚刚描述的这种场景是不会发生的。在历史上有过疫情,不幸的是未来也会有疫情,但是人们深刻的愿望就是和其他人在一起,我相信这种愿望强大到足够的程度,人们就一定会一起坐在电影院的大屏幕前。不过电影行业也好,放映行业也好,需要一定的时间。
观众提问: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制片人,你也去过许多国家、许多地方做电影制片,你对中国上海有什么样的印象?
詹姆士·沙姆斯:我跟上海的关系可是源远流长,当年《赌博app》配乐录制就是在上海完成的,为了这个配乐录制,我来到上海,住在外滩和平饭店。我从和平饭店窗口看出去,浦东就是农田,长着杂草,还有一些老仓库。第二次到上海是为了拍摄《赌博app》,那时候我感觉我同时住在两个上海。一个就是你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大都会,上海是世界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但是我们剧组又另外搭建了一条上海老街,让我们想起过去电影黄金时代的那个上海,那种浪漫情结。所以说我跟上海的关系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超现实。我这一辈子已经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但是上海的变化速度还是令我惊艳的。《赌博app》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李安电影,它教给我的一点就是上海总是有很多有待我去发现的地方。
观众提问:我是来自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学生,我们学校是一所北美教育体系的电影学院,非常注重让学生的项目可以落地。对于制片人来说,特别是新人制片人,我们觉得拉投资是非常困难的,您有什么意见吗?
詹姆士·沙姆斯:这个问题太难了,如果你家有一个富裕的叔叔、舅舅就好了。我在哥大对电影学院的学生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拍第一个短片就想要在制作上尽善尽美,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其实花很少的钱也能拍出很好的电影短片。比如剪辑工作可以在你的个人电脑上完成,用手机就可以拍电影,至于现场的录音,市场上也有一些价格合理的设备可以供你购买。作为一个年轻的电影人,关键是你要尽可能地多执导,多站在摄影机后面拍摄电影,而不要过多担心融资的问题,不需要筹集那么大量的资金。但同样的,现实中也很难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点。大部分人打心底里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电影制片人,你必须万事俱备。如果我必须给那些出去筹钱拍电影的人一个建议,那就是不要刻意去筹集资金才开始拍摄。